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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投资者保持足够的信心，有创新和创业的意愿，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就需要最大限度地优化和改善投资环境。完善支持民营经济的法治体系，防止选择性司法，让投资有安全感。

■刘立峰

4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要发挥好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有效带动激发民间投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拓展有效投资空间”。中共中央、国务院此前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把“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投资空间”放在重要位置。所谓投资空间至少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投资的增长空间、动能空间、活力空间和财力空间，这是从投资的规模、结构、体制和约束条件等方面，回答投资未来还有没有空间、空间在哪里，以及如何拓展新空间等问题，回答投资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发展安全性主动权中的功能作用问题，回答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相互协调的问题。

增强投资的有效性，

释放投资增长空间

2010年，我国投资增速下降到30%以下，2013年下降到20%以下，2016年下降到10%以下，2020年下降到5%以下，疫情3年投资平均增长3%，延续了降速的局面。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比1-2月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已连续8个月徘徊在5%-6%的增长水平上。未来投资增速能否企稳回升，甚至达到更高的增长水平，是一个亟须回答的问题。第一，3年疫情使全社会投资活动多多少少受到抑制，投资信心和热情被明显压抑，随着疫情形势趋于平稳，未来恢复增长的可能性较大；第二，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取得新突破，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取得新进展，投资仍然是最为可靠的抓手；第三，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需要促进消费，消费增加又取决于收入增长，而收入和就业的长期增长又依赖于投资的增加，投资是提供更多收入、更好消费的条件。

投资增长仍然拥有良好的前景。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2013-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4亿人口和4亿中等收入群体，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可挖掘的消费潜力巨大。疫情期间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下行压力反而倒逼出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东西南北中同步开发、沿海内陆共同发展的态势将更加凸显，将给更多地区带来投资机遇和增长空间。

当然，现阶段也存在着投资效率不高、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过度等问题。增量资本产出率，即每单位产出所需的资本投资额从2007年的2.2升至2022年的7.5，表明当前生产同样的每单位产出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传统产业甚至部分新兴产业盲目扩张，新城新区建设摊子铺得太大，创造出不少低效甚至无效资产。新时代要坚持以质取胜，着力扩大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发挥投资在突破供求两端堵点约束中的关键作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拓展有效投资空间，优先投向战略作用大、需求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重点领域，更多安排能够带消费、扩就业的“一举多得”项目；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

推动经济循环畅通，

扩大投资动能空间

我国新动能层出不穷和快速成长，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向好，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新的经济增长点持续增加。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连续8年保持全球第一，全球销量占比超过60%。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线上线下加速融合，无接触配送、直播带货、在线诊疗、远程办公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既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也满足了个性化、品质化、多样化需求。截至2022年底，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1亿，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5亿。由于新动能领域蕴含着巨大商机，资金持续向相关领域集聚，投资潜力和空间扩大。

未来投资的新动能主要来源于工业化深度发展、城镇化品质提升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推动重点产业在国内外有序转移，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形成在关键时刻和极端情况下实现自我循环、经济正常运转的循环畅通产业链条。实现资源要素向城市群、都市圈、国家中心城市集聚，增加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以及特色产业协同发展投资。推动县城和特色城镇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成为实现就近城镇化和承接产业转移的新载体。鼓励地区间竞争与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为经济要素的时空优化配置、产业分工体系重塑提供机遇，为投资布局调整优化创造空间。

图片来源/新华社

持续拓展投资的动能空间，要善于从危机和挑战中抢抓机遇，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关键领域的改革，建立新体制，培育新要素，形成新市场，壮大新主体；围绕创新驱动、链条延伸、绿色转型、智能制造等发展路径，加强产业链竞争力和集群生态系统建设，发展一批特色产业集群；加快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以及省以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优化新型城镇化中的资源要素配置；建立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互助、区际利益补偿等机制，探索区域间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合作共建、利益共享的合作新机制，提升区域协调发展层次和水平。

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打造投资活力空间

所谓投资有活力就是各类市场主体能够积极参与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意愿、有信心、有能力推动经济整体好转。其中，民营经济、民间投资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2012-2022年，民间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平均达到56%。民间投资向好，全国投资就会向好；民间投资不好，全国投资也不会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新兴产业成长，拓宽政府项目的资金来源和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和创造稳定就业，为疫后的经济振兴增添持久动力。

市场主体的活力来源于体制创新和环境的改善。长期以来，投资体制仍然存在激励不充分、法治不健全、机制不稳定、政策不公平等问题。国有经济获得大多数的优质资源，行政垄断加剧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对民营企业造成了隐形进入障碍。一些政策的“急转弯”，给投资预期的形成带来了不确定性，也给经济主体带来不必要的调整成本，容易让投资者无所适从。“新官不认旧账”等公权力违约时有发生，政府的诚信意识有待加强。现有宏观调控政策的边际效应明显下降，国企、土地等影响全局的体制改革滞后，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无法被真正地激发出来。

投资者保持足够的信心，有创新和创业的意愿，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就需要最大限度地优化和改善投资环境。完善支持民营经济的法治体系，防止选择性司法，让投资有安全感。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提高侵权成本。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招标投标等方面，营造统一、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在经营性领域推动国有投资主体的退出。进一步清除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市场壁垒，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有序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允许农村宅基地部分转让给城镇居民，实现农村居民出宅基地、城镇居民出资金，共同建设新城镇的新局面。

统筹发展与安全，

拓展投资财力空间

财力支撑是投资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正如萨缪尔森所说的，“当一国储蓄较多时，其资本存量就会迅速增长，从而使潜在产出能力迅速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储蓄率平均达到45.9%，2019-2022年，储蓄率从44.2%回升至46.8%，仍然保持在高水平。2019-2021年，居民部门每年新增存款都在10万亿元左右，2022年更是增加了17.8万亿元。近年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始终保持高位，2021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5万亿元人民币，近5年来，引资规模稳居全球第二。2013-2022年，我国非金融领域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39万亿美元，累计增长67.7%。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偏松格局，市场流动性处于合理充裕的水平，这为投资增长创造了较好的资金环境。

当然，收入锐减和债务负担也成为投资增长的约束因素。3年疫情中，防疫和民生等财政支出增加，经济下行和减税导致财政支出能力萎缩，房地产市场低迷引发土地出让收益锐减。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利润明显下降，现金流压力较大。全社会债务负担迅速上升。财力不足和债务负担对投资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更大挑战，也压缩了未来的融资空间。

疫后的经济恢复亟须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但是在沉重的债务负担下维持以往的投资强度又是一个难题。实现债务可持续性或规模可控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经济增长率要高于利率水平，因此，实现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是化解债务风险的根本途径。要明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市场投资者、平台公司等主体在平台隐性债务化解过程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探索切实有效的平台化债模式，努力推动实现债务风险的“软着陆”。在居民和企业通过提前还款和置换债务的方式艰难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时候，中央政府应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扩大赤字规模和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努力修补需求缺口。要创新TOD、EOD、SOD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导向的城市开发模式，为投融资开辟新路径。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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